事实上,从经济思想史上来追溯,“货币内生说”已经有久远的历史了。如果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货币主义的鼻祖的话,那么另一位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则是内生货币论的始作俑者。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斯图亚特就提出了货币供应不是由政府所决定的,而是与经济体系的活动相适应的这一内生货币论的思想萌芽。稍晚一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过一些货币供给是由经济体内生的观点和想法。后来,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Johan G. K. Wicksell)在19世纪末进一步提出货币供应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这些早期经济学家的货币内生论的猜测,到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那里得到了系统地阐发。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就较明确地提出,货币供应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和个人等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所决定的,并不是能由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外生变量。
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在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ism)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明斯基(Hyman P. Minsky)、戴维森(Paul Daviso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特别是摩尔(Basil Moore)那里得到了更明确地阐释。按照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当人类经济社会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后,货币则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产生,因而事实是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而不是央行在主动地向经济体内注入货币。例如,在1982年出版的一本《对货币主义的惩罚》一书中,摩尔就指出:“在任何时候,或在一切时候,货币存量是由需求来决定,而利息率则是由中央银行所决定。”其后,在1988年发表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内生货币供给”这一影响甚大的文章中,摩尔又进一步指出,信用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很强。由于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要受制于商业银行和企业以及家庭的经济活动,导致央行无法控制基础货币的供给。由此他还认为,连货币乘数也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货币需求决定的,因而,不仅广义货币,甚至基础货币都也可以被视作为内生的。沿着这一论辩思路,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中央银行无力控制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贷款量,那也就无法控制经济体内部的货币存量。